人日① 陈三立 :
寻常节物已心惊,渐乱春愁不可名。
煮茗焚香数人日,断笳哀角满江城。
江湖意绪兼衰病,墙壁公卿问死生。
倦触屏风梦乡国,逢迎千里鹧鸪声。
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春伊始,陈三立在寓所度过了遭谪、丧父后移家金陵的第一个人日。旧俗人日或登高、或剪彩,以庆贺新岁,隋阳休之《人日登高侍宴》诗、唐徐延寿《人日剪彩》诗,可作明证。然而,同样是人日之咏,往往又被历代诗人借以发泄思乡怀友情绪,高适的“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人日寄杜二拾遗》),陆游的“非贤那畏蛇年至,多难却愁人日阴”(《人日雪》),即是此类。三立所作,自然属于后者。
气候节令,应时风物,本为自然界之客观现象,也为人们所习见,要说它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全然是咏唱者主观情绪的显现。刘勰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在首联中,陈三立也是受了“节物”即节令的触发而“心惊”,而生“春愁”,发出入日的感慨,只是诗人并不刻意描摹客观具象,也摆脱了常见于人日诗的借残雪寒梅叙悲情的俗套,而着重在主观情志的发抒,故直言“惊”与“愁”。如果联系诗人的不幸际遇,便可发现这直言中有他那难以自持的哀伤之情:丁酉丧母,戊戌革职,已亥染疾,庚子年更是倍逢劫难,京师失陷,“皇上”出逃,父陈宝箴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接连的身心摧折,早使他肝胆欲碎,这一年是凶是吉,尚难预料,惊弓之鸟,实在不敢正视报春的“寻常节物”。诗人不像苏轼那样“天涯已惯逢人日”(《庚辰岁人日作》),他是在客居失亲的境况下首逢人日,国难家痛,交杂搅和在一起而“不可名”了。
诗歌一开始就将愁绪推向高峰,使馀句不得不围绕消愁而展开。在“煮茗焚香”的闲适气氛中计数时日,反省自我,似可稍稍安抚重创的心灵,但满城的“断笳哀角”却破灭了诗人追求感情平衡的意愿。那撼人心旌的笳角声暗示出时局不安、兵马未歇,使诗人不得不放弃求闲,而转图有所作为。诗的颈联,便随而引出对个人处境的思忖:如今落拓江湖,体衰多病,已与庙堂无缘,空怀一腔报国志。诗人反躬自问,昔日的宦门后代,及第进士,何以弄得困羸不堪,孤倚墙壁,更不知今后的生死荣衰。看来,虽欲图作为,终还是希望渺茫。最后,这令人愁闷的气氛,终于使诗人心神皆倦,不知不觉中头触到屏风,就端坐着闭上了双眼入梦去了。在温馨的梦境里,或许能见到故乡与亲人,得到一点乐趣和安慰吧?然而不然。在梦中迎接他的,竟是亘绵不绝的“鹧鸪声”。连梦中也是“行不得也”,还有比这更难挨的“人日”吗?
这首诗是诗人对孤寂而无奈的生活现状的悲诉,诗中表达的愁情起于初春节物的感触,以后即不受节序诗旧模式所限,纯以主观意志走笔。在生愁与消愁的过程中,由内而外,由远而近,几经折宕,最终抒情主人公还是被围困在那狭小逼仄的空间中。诗人无官职无双亲,更无前程可盼,有的只是“春愁”、“衰病”和“乡梦”,诗歌传出强烈的万物于我皆空的感受。有国难报,有乡难归,有景不敢赏。室内是升腾的水气,缭绕的香雾;户外是回荡的笳角声,连梦里也只能听到鹧鸪的呼号。新岁方七日,已觉一派渺茫,这馀下时日又该如何打发,真是一道不可解的人生难题。
诗的基调低沉,感情却无矫饰,透过哀怨酸楚的诗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定时代里真实的自我,一个活生生的“墙壁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