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呈吴郎 :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大历二年(767),即杜甫漂泊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仿佛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如果不是因为穷得万般无奈,她又哪里会去打别人家的枣子呢?正由于她扑枣时总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我们不但不应该干涉,反而还要表示些亲善,使她安心扑枣。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云:“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备,其主语是寡妇。“远客”,指吴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说过虑。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是说,那寡妇一见你插篱笆就防你不让她打枣,虽未免多心,未免神经过敏;但是,你一搬进草堂就忙着插篱笆,却也很像真的要禁止她打枣呢!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你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算了,为啥还要插上篱笆呢!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穷困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我们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