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论读书③

    吴强论读书 : 吴强(1910—1991)早年曾参加左联,并投身民族解放运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日》等。曾撰 《念书 ·看书 ·听书》一文发表读书见解。他说: “幼年读书,叫做 ‘念书’,就是用口念出声来。……回思过去,我在幼年这样的口念强记,得益良多。当时颇以为苦,后来却感到大有好处。”“年岁大了,就用眼睛看了,这叫 ‘目读’,看得快的叫一目十行。我在青年时期看书,惯常先来一个一目十行,走马看花式地看一遍,觉得不错,然后再细读慢看,有的还在字里行间加上圈圈点点杠杠,或者摘录下其中的警词妙语”。“我看书,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得到什么书就看,不好的,看看就丢掉,觉得好的,就一看再看”。这样,“可以接触到多种多样的书,从中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吴氏念书看书之外,还喜听书。如听说书、评书、评弹等。“我以为,听书也是读书中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别有意味情趣的乐事。”“我读的书中少说也有十分之一二是从说书人的口中听得的。”　　季羡林论中国是世界上最喜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 季羡林(1911— ),山东清平 (今归临清) 人。梵文学家、翻译家。现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随叔父迁居济南,就读于小学、中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以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到德国哥廷哥大学,重点研修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从事印度中世纪语言和佛典研究。1946年回国,一直执教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78年后曾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要著作有《罗摩衍那初探》、《印度简史》等。译有《沙恭达罗》、《五卷书》、《罗摩衍那》等。曾自述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在清华求学期间朱光潜的 “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两门课程。后者以《六祖坛经》为课本展开讲授,开阔了其学术视野并激发了其对印度学的兴趣。晚年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居邸 “有五个房间两个厅,整个就象书库一样,连过道上都堆满了书,一进屋就可以看见一套 《大藏经》,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占了好大一片空间”(朱圣弢《季羡林》)。曾撰文《藏书与读书》发表于《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上,谈晚年所“顿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喜爱藏书和读书的国家”。他从中国书籍进步史的角度,谈到古代简书之繁、抄书之艰。但“丝毫也阻挡不住藏书和读书者的热情”。他说:“我国古籍中不知有多少藏书和读书的故事,也可以叫作佳话。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古籍中所寄托的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历千年而不衰,我们不能不感谢这些爱藏书和读书的先民。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印刷术。有了纸,又能印刷,书籍流传方便多了。从这时起,古籍中关于藏书和读书的佳话,更多了起来。……”他还说: “至于专门读书的人,历代记载更多。也还有一些关于读书的佳话,什么囊萤映雪之类。……在这一则佳话中所蕴含的鼓励人们读书的热情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还有一些鼓励人读书的话和描绘读书乐趣的诗句。……”因此,他认为“这样藏书和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没有”,然而 “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我们必须认真继承这个在世界上比较突出的优秀传统,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于先民,下造福于子孙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