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笔驿 :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①成恨有余。
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市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划军事。大中九年(855)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本篇在表现手法上有其独到之处,大要有三: 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个“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仔细玩味,看似议论,实则抒情,一切议论都集中到“恨有余”这一落脚点。末联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正如清何焯所说的:“议论固高,尤在抑扬顿挫处,使人一唱三叹,转有余味。”(见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宋范温《潜溪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浪漫主义的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都赋予人类的某些特性,是拟人化,是带象征性的,是富于浪漫色彩的。《陌上桑》以行者捋须,少年脱帽,耕者忘犁,锄者忘锄来突出罗敷的美貌,也属宾主手法,虽有夸张,却是写实型的,与浪漫型有别。浪漫型的宾主手法,一般用于表现美人和音乐,李商隐大胆地将这种手法用来表现诸葛亮的军威,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两法合用,善于变化,这便使首联饶有诗意。
李商隐作诗好使事,宋人以才学为诗,应当说同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这是事实。他总是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台登场。皎然《诗式》说:“时久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也说:“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因为用事起到“比”的作用,所以一般能超越时空地“指挥”古人。《筹笔驿》一诗不同于一般用事之处,在于不仅超越时空,而且不问古今,虚实并用。“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本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是比较罕见的;一般诗人用事都是以古对古,不敢打破古今界限,因为以古人对今人,弄不好会使人觉得不伦不类。但是李商隐却有此诗胆,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颇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称“用事之僻,始见商隐诸篇”。应当说,用事之奇,也是李商隐《筹笔驿》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