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州春送前进士蒯希逸① :
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
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
楚岸千万里,燕鸿三两行。
有家归不得,况举别君觞。
杜牧自唐武宗会昌四年秋至会昌六年秋在池州刺史任上,此诗作于春日,则当作于会昌五年(845)春或会昌六年(846)春。
此诗写法与通常五律不同,用倒卷帘法,先赋而后兴,首联颔联抒情,颈联方始写景。一般写送别诗者,或先写送别双方,或先写别地与别时,然后由景语入情语,融情入景,以见别离之意。此诗首联对偶,“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将别离之恨劈空写出,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自《楚辞·招隐士》写“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以来,春草、芳草、碧草之类已成为离别之意象。“芳草复芳草”妙处在一“复”字,复是一个时间性的动词,不仅有重叠意,更有一而再、再而三、往来反复意。“芳草复芳草”不仅写出芳草连天之景,更写出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和“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秦观《八六子》)的动态感。如果用“芳草连芳草”,则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意境全无矣。“断肠还断肠”,这也是极尽腾挪、一翻再翻的写法。按理,肠断之后已无肠可断,而仍曰“还断肠”,可见其痛之深。秦少游之“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阮郎归》),就渲染手法而言,暗承此诗。此二句点明题目之“春送”。首联虽有“芳草”,却纯是一片情语,虽是情语,却已将离别之恨具象化,此中之妙,非大手笔不能,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言“樊川(杜牧)真色真韵,殆欲吞吐中晚千万篇”。
“芳草复芳草”,因一“复”字,使此句句犯孤平,因此下句“还”字处必着一平声字以救,这是唐人定式,清代学者赵执信在《声调谱》中论之甚详:“起句仄仄仄平仄和平仄仄平仄,唐人亦有此调,但下句必须用三平或四平,如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平是也。”
“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唐代颔联对仗不若颈联严格,这两句勉强算对仗句中的宽对。颔联以情语接情语,从内容上说是承接首联以做补充,从逻辑上讲则是倒叙。一般来说,先见残阳才见芳草,先有下泪方有断肠。肠已断尽,此时才说下泪,此时才说残阳,则将先前如瀑布倒卷一般堆起的感情,一泻而下,力重千钧。“自然”“何必”都是虚字对仗,以议论来言情,使得情感更为强烈,几带凄厉之声。只这四句,便是地老天荒之恨,蕴含着强大的感发力量,令人一读之下便为这种痛苦的力度而深深震动。
颈联方始真正写景。池州古属楚国,因曰“楚岸”。“燕鸿”指燕地之雁,因从北飞来故称燕鸿,非来鸿去燕之燕鸿。李白《拟古十二首》诗之十二:“越燕喜海日,燕鸿思朔云。”此联对仗工整,楚岸对燕鸿,千万里对三两行。“楚岸千万里”又一拗句,故下句以“燕鸿三两行”救之。杜牧惯用拗句,此又见之。楚岸千万里,见离别之遥,燕鸿三两行,见己身之孤。鸿雁从北而来,现在又向北而去,诗人也是从北而来,现在却滞留南方不得归去。燕鸿三两成行,呼朋唤侣,而诗人送人,不得同去。晚唐张泌作《河传》词:“夕阳芳草,千里万里,雁声无限起。”从杜牧此诗而来。
杜牧自会昌二年(842)外放黄州以来,离京已三四年之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送别倍伤情。思乡之苦复加离别之苦,逗出尾联“有家归不得,况举别君觞”。尾联辞浅情深,将先前憾恨之由轻轻拈出。“况”字点出双重之恨。“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者,蒯希逸也,诗人也。芳草复芳草,芳草所遮者,不仅是行人,更是诗人之故乡。断肠还断肠,断肠所恨者,不仅是今日之别离,更是数年来之思乡。夕阳芳草,故乡何处?杜牧此前在黄州有诗:“呜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阑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题齐安城楼》)多少凄恻!池州在黄州之东,离长安比黄州更远,此时望乡,更何止七十五长亭呢?杜牧在池州所作另一首诗《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中写“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碧山之思、芳草之恨,正出自思乡之情。离别是瞬发性的痛苦,而思乡则是历时性的痛苦,随着时间越长而蕴藏越深,因此思乡之诗往往偏于深沉哀婉。而在此诗中,诗人将思乡之苦借送别之机,用一种富有激情和爆发力的笔调写出,这是一种很新颖的构思。
论章法,如前所说,本诗是先赋而后兴,如按照平常送别诗重新加以布置,由兴而赋,由景入情,便成以下面目:“楚岸千万里,燕鸿三两行。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有家归不得,况举别君觞。”字句相同而情味大减。
杜牧写诗好用拗峭之笔,此诗是一例,从构思到章法到句法到字法到音律,无不拗峭,以拗峭得抑扬顿挫之节、悲思慷慨之妙,且全诗纯用白描,没用一个典故(芳草喻指离别已为唐人熟习,不算用典),将拗峭之思用极为精巧而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允为送别诗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