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史③

    中国散文史 : 北京大学教授郭预衡著。1986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含第一编先秦,第二编秦汉,第三编魏晋南北朝;中册含第四编隋唐五代,第五编宋辽金元;下册含第六编明,第七编清。作者于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序言》)验之于写作实际,确实可见出作者是“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从“文章”的观念出发,这的确是符合中国古代散文传统的。因此,甲骨刻辞和彝器铭文虽然简单质朴,却正是散文形式的萌芽;政论、史论、传记、墓志、论说杂文、辞赋和骈文等各体文章都可包括在内。也因为是从“文章”的观念出发,这部散文史的“史”的内涵也就是“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发展的描述。在这方面,作者所强调的“史识”也就是“文章”发展的“史识”。至于说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而用适度的作品实例来作实证分析,也是服从于“文章”观念的需要。这样一部从“文章”观念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散文(文章)传统发展线索的大著,在国内还是首创。其特点是:1.深厚的文章学功力。中国古代诗文并重。文章是文学的正宗,其特点是实用性和艺术性融而为一。正如朱光潜指出的:“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实用性的文章也要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有些人把文学局限在诗歌、小说、剧本之类公认类型的框子里,那未免把文学看得过于窄狭了。打开《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之类文学选本一看,就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归在文学之列的文章都是些写得好的实用性的文章;在西方,柏拉图的对话集,德谟斯特尼斯的演说,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蒙田和培根的论文集以及许多其它类似的作品都经常列在文学文库里,较著名的文学史也都讨论到历史、传记、书信、报告、批评、政论以至于哲学科学论文之类论著。从此可见,悠久而广泛的传统是不把文学局限在几种类型的框子里的。”(《漫谈说理文》)散见于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文论”就是总结“文章”艺术经验的理论形态的“文章学”。本书作者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文章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总结我国古代散文(文章)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如作者所说:“主要援引了一些较具史识的言论,用来佐证我的看法。”(《序言》)2.文章学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文章的发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形成了我国古代散文(文章)“尚用”的传统。而正是这种“尚用”的传统,推动了各种文章体裁在历史长河中的形成发展和兴衰更替。从散文体裁发展的总的历史走向来看,本书作了如下大致的描述:先秦是散文体裁的萌芽期,秦汉是形成期,魏晋以后是发展完善期。而各体文章的走向都始发和建基于时代的发展演变之中。也就是说,社会历史的演变是研究散文走向的基本参照。3.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散文(文章)摒弃封建性的糟粕,弘扬民主性的精华。如对《论语》的评价就基于对孔子总体思想的评价上:“他出生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处于乱世,不能‘得君而行道’,却周游了列国,成了早期的游学之士。终其一生,虽然一度做官,但为时甚短,基本上是个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个改良派,在学术上他是个‘博物君子’。”作者认定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改良派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因此作者从《论语》中分析孔子的政治理想所得的结论就是向往恢复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礼治”,“当然,当春秋之末社会大动乱的年代,这样的理想只是幻想。”这些评论与一些学者把孔子抬高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或把孔子贬为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派是迥然不同的。作为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的孔子,他的思想就不只是糟粕,还存在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主要就是作者在写作本书的三条指导原则中说过的三个“不从”(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和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也就是不注重从现代文学观念来研究古代散文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