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 袁枚著。见《小仓山房文集》。沈大宗伯即沈德潜,沈曾任礼部尚书,旧称为大宗伯。在这封信中,袁枚以“性灵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展开了一番辩论。沈德潜认为诗“必关系人伦日用”,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并强调古人格律,以唐以上诗为断限,贱今厚古。袁枚以性灵论诗,他认为人的个性不同,性情各异,因此在诗歌题材上,除了抒写有关“人伦日用”的思想道德外,其他抒写个人性情的题材也不可废。在古与今、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袁枚认为格调说,足以压抑人的性灵。但他并不一概废弃格调,而反对一味拟古,定于旧框的格调。“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诗歌的艺术形式有其继承关系,然而“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必贵古贱今。“诗有工拙”之分,而不应有古今的区别。如果袭古人之貌,拘古人之迹,就会湮没个性,成为“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的鹦鹉。他提倡一个“变”字,所谓“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人学唐变唐”,只有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心”,即诗人的个性。袁枚在信中提倡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与创新的见解,具有辩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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