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②

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 : 1956年上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繁荣文化、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成了文学艺术的活跃局面。许多作家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注意克服创作脱离现实、粉饰生活的不良倾向,敢于揭示社会中的复杂矛盾和阴暗面,注重从艺术规律的角度去探讨新的创作方法,开拓新的创作领域。这样,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干预生活”的文学潮流。突破“禁区”,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描写绚丽多彩的爱情生活,是这一潮流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两大主题。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南丁的《科长》,耿龙祥的《入党》,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李易的《办公厅主任》等特写和小说,以发人深省的主题思想、内蕴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广泛的社会效应,成为前一类创作中的力作。另一类作品对人的道德、情操、精神世界的开掘更深了一步,对“人性”的禁区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尤其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作品,打破了过去那种用一般化的政治关系的描写取代对人物无限丰富的情感世界的揭示的老套子。它们抓住爱情的特点进行描写,使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和成熟的模样出现于当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作品,是其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代表作。它们那引人注目的生活课题,真实可信的故事情节,微妙曲折的爱情波澜,深刻开掘的内心世界,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文学潮流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而中途夭折,一批有才华、勇于探索的作家受到批判,不少作品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