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刺时政是《诗经》创作、编集、运用、阐释、流传等诸环节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功利目的，可以说《诗经》中所表现的任何一种内容，就其感情色彩而言，的确是非美即刺。
《诗经》中的赞美诗有对神、对祖先、对仁君贤臣、对同志知己、对夫君恋人的赞美；《诗经》中的怨刺诗有对时世政治、对暴君佞臣、对战争徭役、对负心狡童的怨刺。所以汉儒所谓的风雅正变之说以及美刺说诗的思维定势，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没有道理，汉儒的谬误只在于将男女之间的恩怨也夸大上升为政教的美刺。
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美刺诗是指直接美刺时政的诗。对神和祖先的赞美应属于祭祀诗或周民族史诗，男女之间的美刺当属于男女情爱诗。
政治美刺诗就其创作主体划分可分为士大夫的美刺诗和平民的美刺诗。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美刺的内容及感情色彩也存在很大差异。
周人吸取商人灭亡的教训而非常重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提倡“敬德保民”，故《诗经》中士大夫的赞美诗多是赞美具有“显显令德”(《大雅·假乐》)的“岂弟君子”(《大雅·卷阿》))的内德外仪与勤民政绩。如《大雅·烝民》便是赞美王室重臣仲山甫内在的“懿德”，外在的“威仪”；赞美他“赋政于外，四方爰发”的文武全才；赞美他“既明且哲”的智慧；赞美他“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勤勉忠诚；赞美他“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的刚柔相济不卑不亢依礼而行；赞美他“兖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的忠言直谏。
士大夫的赞美诗也许包含着阿谀拍马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对君子的希冀劝勉，对美德的鼓励提倡。同时对君子懿德的赞美，便是对小人恶行的鞭挞。士大夫的怨刺诗则充满了对现实与人生的忧患之情，充满了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
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居于高位的贵族多“忧世之怀”，针砭社会时弊，如《大雅》中的《板》、《荡》、《抑》；下层官吏则“多忧生之意”，感慨个人遭遇的不幸，如《小雅》中的《正月》、《小弁》、《巷伯》。其相同之处，即都是讽刺批判社会政治的弊端，告诫统治者要实行美政。平民很少有对现实政治的赞美，仅有的几首，也都是抒发对历史上仁君贤臣的怀念与爱戴，如《召南·甘棠》、《小雅·黍苗》，都是赞美周宣王时的召穆公。对古之君子的怀念爱戴同时也流露出对现实执政者的不满。平民怨刺诗多是对黑暗政治的揭露，对剥削压迫的不满，如《伐檀》、《硕鼠》；对暴君佞臣丑行的讽刺，如《陈风·株林》、《秦风·黄鸟》、《邶风·新台》等。怨刺诗的语言多冷嘲热讽，尖锐犀利，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诗经》政治美刺诗是《诗经》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诗文革新运动都标榜“风雅比兴”，继承高扬《诗经》美刺诗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