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传》标兴116处，借兴法发挥经义，较今文诗学以谶纬说诗自然略胜一筹。
然由于《毛传》标兴的位置、解释、标准都不统一，使后人众说纷纭。如《毛传》所标116兴，其中标在首章次句下的99篇，首章三句下的8篇，首章四句下的3篇，首章首句下的3篇，次章次句下的1篇，三章次句下的1篇，一章末句下的1篇。故知朱自清先生所言“发端”加“譬喻”并不是《毛传》所标兴的本义。
《毛传》对兴句的解释也不统一。《毛传》重在训诂，很少解释诗的喻义，在全部注释中只有79处释以喻义，在所标的116兴中只有35处释以喻义。在这35处解释中，《毛传》的确是把兴当作譬喻的，有时直接以“兴”代替“喻”字，如《小雅·鹿鸣传》云：“兴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但毛《传》对所标另外81处兴句却没有释以喻意，有些连最善于比附的郑《笺》也发挥不出喻意来。
如《周南·卷耳》中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毛《传》只是说：“忧者之兴也。”郑《笺》也只是说：“器之易盈而不盈，志在辅佐君子，忧思深也。”虽然这也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写来表现抽象的情感，但并不是譬喻，至少不是今天修辞学上所说的譬喻。
或者说毛《传》之兴非常宽泛，凡寓有深意，可感发人志意的意象均为兴。毛《传》标兴的标准也不统一。
《诗经》中共有三篇《扬之水》，起句完全一样，可是毛《传》却有的标兴，有的不标。又如《小雅·皇皇者华》，毛《传》释其起句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无远无近，如花不以高下易其色。”这是道地的“发端”加“譬喻”，可是毛《传》并未标兴。但即便没标兴，即便是直陈其事，毛《传》也同样能发挥出喻义。
如《邶风·静女》中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云：“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孔疏》释《传》意云：“从君子待礼而后动，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逾，有德如是。”又如“自牧归荑，洵美且异”，毛《传》云：“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终。”由于毛《传》标兴说诗的混乱引发出后人种种推测，如毛《传》是把所有他认为是兴的诗句都标出来了，还是仅仅“举隅”而已?毛《传》标兴是为了辨别诗的体裁，还是分析诗的表现方法，还是借兴来比附经义呢?毛《传》每诗只标一兴，它是认为每诗只可一兴，兴只是一首诗歌开端之处之表达方法呢，还是言首章以下章呢?毛《传》区别比、兴，是根据喻义的深浅隐显呢，还是根据是否“发端”呢，还是根据“心”与“物”之间相互作用之孰先孰后的差别，看其是感情的直觉的触引，还是理性的思索安排呢?毛《传》标兴有的释以喻义，有的未释以喻义，那么这部分未释以喻义的兴，是毛《传》略而不注呢，还是因为毛《传》本来就已经认识到兴有两种，一种含有复杂的思想内涵，具有比喻的作用，另一种则是简单的兴，不须解说呢?凡此种种疑窦和推断，都是由毛《传》标兴产生。兴本是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用诗方法，毛《传》沿用其法说诗，并将个人的感发说成是诗本义，这就无异于说诗人是运用兴法创作才使诗含有了这种喻意，这就使作为用诗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开启了后人对《诗经》表现方法的研究。毛《传》标兴，全都标在对具体事物描写的诗句下，并曲解出深刻的政治喻义。
虽然主观上是为了比附经义，改变了《诗经》的原始含义，但客观上却歪打正着，毛《传》对兴的标定和解释正符合艺术思维的特点，符合借景抒情的文学创作规律，由此使赋、比、兴得以从简单的概念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毛《传》标兴说诗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诗歌创作，其影响远远超过《诗》本身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后世很多诗人都有意识地模仿继承《诗经》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有意识创作政治讽谕诗，这对中国诗歌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对温柔敦厚、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后世的“意境”说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