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片

    情节片 : 在电影中非常流行的传统戏剧样式。其特点是情节极为错综复杂,善与恶对比鲜明,人物角色好坏分明,始终如一。例如理想的男主人公,受难的女主人公,诡诈的奸徒。影片中决定情节发展的是偶然性和不幸的情境,它迎合观众感情,通俗易懂,具有道德说教倾向。在情节片的发展中,经常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追求艺术上的民主化,力求摆脱舞台剧的影响,向往于揭示人的真实情感;另一种是利用现成的手法和套路,迎合不太挑剔的观众口味。20世纪初情节片成为影片的一种样式。法国电影界率先试拍情节片(《恋爱的故事》,1904),影片情节离奇,充满血淋淋的场面。情节片在丹麦电影发展初期起过重大作用,当时丹麦大部分影片的内容是描写百万富翁的生活、不幸的冒险和感伤主义的爱情故事。然而尼尔森却利用这种艺术形式塑造了许多出色的女性形象(《深渊》,1910,丹麦;《没有祖国的姑娘》,1912,丹麦等)。意大利电影力图把当代颓废派文学和通俗的民间戏剧传统结合起来。贝尔蒂尼的影片《在命运面前》(1913)、《迷失在黑暗中》(1914)、《茶花女》(1916)的成功,应归功于女演员的天才和情节曲折的古典情节剧传统。瑞典导演斯约史特洛姆的《山里的埃温特和他的妻子》(1917)和斯蒂勒的《阿尔耐先生的宝藏》(1919)的特点是对电影表现手法、再现事件环境和气氛的方法进行了探索。俄国情节片的“明星”是B.B.霍洛德娜娅,她塑造了一些上当受骗、多愁善感的抒情女性形象(《壁炉旁边》,1917;《沉默吧,忧伤吧,沉默吧……》,1918;等)。在某些情况下情节片也包括了现实的心理内容和社会内容,如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的影片《走向东方》(1919)和卓别林的影片《巴黎一妇人》(1923)。20年代德国优秀的默片也运用了情节片结构,如《没有欢乐的街》(1925)、《日记》(1929)、《蓝天使》(1930)等。
进入30年代情节片产生了危机。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沙龙情趣的情节片失去了观众。影片样式的大众化进程开始了,女主人公也出现了某些非浪漫主义化,行为动机也得到了更深入的开掘(《淡黄发的维纳斯》,1932,美国)。
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所谓豪华的情节片:《茶花女》(1936)、《真主的花园》(1936)、《阴郁的胜利》(1939)——均为美国片。英国女演员费雯丽在《魂断蓝桥》(1940)、《汉密尔顿夫人》(1941)两片中的表演揭示了情节片的巨大潜力。
在印度、日本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情节片结构在电影早期就得到广泛运用。情节片在50—60年代成为东方各国电影中的一种主要样式。印度拍摄了一些涉及进步的社会主题,同情地关注城乡贫民生活的情节片,如:《流浪者》(1951)、《桑甘》(1964)、《十一个姑娘》(1962)等。埃及电影也经历了同样历程,《地狱天堂》(1954)以情节片形式叙述了农民的艰苦生活。日本情节片中有一类专门描写自我牺牲的母亲和忠诚妻子的感伤主义“妇女片”受到欢迎。影片《你的名字》(1953)、《日本的悲剧》(1953)等表现了主人公强烈纯真的感情。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几位大师,如德·西卡、桑蒂斯、维斯康蒂和杰尔米也在自己的影片中运用了情节题材。他们在新现实主义产生危机之际对情节片产生了特殊兴趣,对这个样式十分重视的导演有康曼契尼(《布贝的未婚妻》,1963)等人。在这类影片中反法西斯、反战主题是以情节剧形式表现的,为此发挥了情节剧的四个传统特点——表现力、感染力、复杂情节的吸引力、戏剧冲突。
在60年代的世界电影中,情节片不再重视表现个人的孤独和离群索居的思想,开始强调能战胜一切困难的爱情力量。情节片取得成功并不常见,但往往引起轰动。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66,法国)、《艾尔维亚·玛狄甘》(1967,瑞典)、《爱情故事》(1970,美国)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重新提高了情节片的地位。情节片在70年代电影中仍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如《威尼斯的匿名作者》(1970年,意大利)、《洛奇》(1976,美国)等。
苏联电影中情节片样式未得到广泛应用。但也有一些影片包含了情节片因素,如《生路》(1931)以及一些音乐喜剧片如《大马戏团》(1936)等。情节题材在и.А.培利耶夫的创作中起过很大作用,如影片《养猪女与牧羊郎》(1941)、《战后下午六点钟》(1944)、《西伯利亚交响乐》(1948)、《忠诚的考验》(1954)等。但情节片的特点和特征往往仅限于构成样式电影模式的一个成分,如社会心理片(《雁南飞》,1957)、喜剧片(《办公室的故事》,1977)等。有一种所谓“别人的孩子”的情节剧题材在以下的影片中得到极广泛的运用:《人家的孩子》(1958)、《亲骨肉》(1964)、《继母》(1973)、《女叛徒》(1977)、《男子汉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