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简史

    世界报业简史 : 世界报业产生、发展与演变的简要历史。
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史前的原始社会,人类生活也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其中包括新闻传播。对外部环境的监视、对内部生活的调节都离不开新闻与信息的传播。只不过那时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还仅限于口头传播。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原始人类也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岩画等非口头传播手段。在中国、在国外都曾发现史前人类的岩画遗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新闻传播的方式也日益复杂。但严格意义的新闻媒介的产生却是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直到17世纪才开始出现的。
人类的新闻事业是由新闻的诸种媒体构成的。这些新闻媒体形成了新闻事业的各个不同部门。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新闻类期刊、无线电广播、电视、新闻纪录影片、通讯社及特稿社等。
在诸种新闻媒体中,报纸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报纸作为刊载新闻为主、定期、连续发行的出版物,一般每日出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但在此以前,曾出现过一些报纸的类似物。而且,严格意义的报纸出现之后,这些报纸的类似物也曾存在甚至产生过。我们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的这些报纸类似物称作古代报纸。
在古罗马、中国、日本等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的古代报纸。
公元前59年,古罗马的执政官恺撒曾颁布命令,“今后元老院工作的报告,务须每日公布。”于是,每日在元老院的广场上竖立起一块名为“阿尔布”(al-bum)的木板,在上面书写政令等消息,人称“每日纪事”。这种作法一直延续了500年。
“阿尔布”的意思是白。书写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涂一层融化的石膏,未等石膏完全凝固,就在上面刻写文字。“阿尔布”除了在元老院广场公开竖立、供人阅读外,还复制若干件,分送古罗马管辖下的中心城市,并留档案馆存档。
公元前6年,古罗马的另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大帝下令创办《每日纪闻》。这是欧洲第一家官报。
中国的古代报纸被统称为“邸报”。关于“邸报”最早出现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最早出现于唐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最早出现于汉代。唐代存在“邸报”早已是不争之事实。其重要史料证据,一是唐人孙樵在其撰著的《经纬记》一书中,对《开元杂报》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据孙樵的记载判断,《开元杂报》大约在公元731年创办于唐王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另一重要证据,则是尚有实物存世的《进奏院状》。这份公元887年的手抄邸报,长97公分,宽34公分,约2000字。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院的这份实物记载了唐王朝归义军节度使遣使到朝廷的经过。
持汉代存在邸报的观点的学者认为,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十分繁荣的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均已相当发达,各民族交往也十分活跃。秦修驰道、统一文字都为驿站、邮路打下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邸”这种机构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代就在京师设“邸”,供地方政府到京师汇报、办事的官吏居宿。既然有邸,邸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应有信息往来的官文书一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邸报。所以,人们不能排除汉代出现过邸报的这种可能性。但迄今尚无直接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我们不妨笼统地把中国邸报产生年代看作是汉唐时期。
邸报后来在宋代发展为朝报、小报,有的甚至采用雕版印刷,在市上发卖。到了明清,邸报则发展到京报的形式。明末崇祯年间,京报开始用铜活字印刷出版。
日本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开始出现一种叫“瓦版”的古代报纸类似物。现存最早的瓦版实物是1615年的《大阪安部合战之图》。据现存的瓦版实物的分析,瓦版是一种以图为主、兼有文字说明、图文并茂的单面印刷品。其内容以社会新闻为主,如地震、火灾、奇闻逸事等。瓦版是非法出版物,为了避免惩罚,出版者都隐姓埋名。据分析,其制作者多为香火道人、游方术士一类所谓跑江湖的人。瓦版在街头边叫卖边发售,故又称作“读卖瓦版”。日本现今第一大报《读卖新闻》的报名就与此有关。瓦版在日本社会存在了二三百年,到了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近代报纸的出现,瓦版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市场,终于销声匿迹了。
无论是中国的邸报,还是日本的瓦版,最终都未能发展成近现代形式的报纸,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伴随着这种入侵,带来了西方的报纸形态。
古代报纸,作为现代报纸的类似物,产生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大多数古代报纸是手抄新闻,而且从内容上大多是政府公告或官文书类型的东西。古代报纸的内容与形式是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不发达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把以手抄新闻为特征的古代报纸作为报纸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么,印刷新闻与日报的出现则是报纸发展的第二阶段。
印刷新闻最早出现于1566年的威尼斯共和国,即现在以水上城市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该报称Gazzetta,即 《威尼斯新闻》。Gazzetta为意大利语一文钱的意思。因为该报张贴于公共场所,阅者须付一文钱始得阅读,故名。现俄文“报纸” 一词称Tazema,即源于此。现在仍有30卷《威尼斯新闻》 原物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马格利亚贝奇图书馆。
印刷新闻为什么会在16世纪产生于威尼斯呢?因为印刷新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的不断进步而得以出现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地方正是意大利地中海沿岸。正如马克思所说,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从16世纪开始了资本主义的世纪。(参见《资本论》 中译本第一卷第784页)。而威尼斯正好在地中海沿岸,而1566年也正好在16世纪。
到14世纪末,意大利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它们的毛纺、丝织、造船等行业已经比较发达。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是应运而生的手抄小报。它于15世纪首先在威尼斯等滨海城市出现,其内容为船舶开航与到港日期、政治传闻及远航趣闻等。后来手抄小报逐步发展到西欧其它中心城市,这就为以后印刷新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手抄小报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对信息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就是说,提供更迅速与更大量信息的印刷新闻有了产生的需要性。而另一方面,印刷技术的发展则为印刷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现实可能性。德国的哥德堡于1456年开始用活字印刷出版 《圣经》,并使铸字工艺得以完善,从而将铸字、手工印刷机以及印刷油墨用于印刷实践。德国的先进印刷术传入意大利为印刷新闻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1566年,原先作为手抄小报之一种的 《威尼斯新闻》 改为印刷出版。这标志着近代印刷新闻的开始。
《威尼斯新闻》虽然完成了从手抄到印刷这一关键性的转变,但它依然是不定期的,而定期出版与否又是判别报纸形态是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定期出版的报纸则是到了17世纪初年才开始陆续在欧洲出现的。实际上,在17世纪初,在西欧的一些中心城市,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定期报纸,乃至形成了一次世界新闻史上的办报小高潮。
一般认为,定期报纸出现最早的是1609年的德国的《通讯联系与新闻》,又称《通告报》。它是迄今所知得以保存的最老的定期报纸。现存的报纸未标明其出版的地点、印刷者和出版者。新闻学者从纸张、字体、印刷技术、内容以及宗教色彩诸方面推断,该报的诞生地应是德国北部的沃尔芬比特尔。这是一份周刊。
与《通告报》同年或稍后在欧洲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不少报纸,如1609年在斯特拉斯堡、1610年在科隆、1615年在法兰克福。到了17世纪二十年代,在柏林、汉堡、巴塞尔、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定期报纸像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其中1615年创刊的周刊 《法兰克福新闻》 影响广泛,它是由埃格沃尔夫·恩梅尔创办的。
英国的伦敦与法国的巴黎出现早期报刊要稍晚些。第一份伦敦报纸是1621年问世的,报名叫《意大利、德国……每周新闻》。第一份巴黎报纸则出现得更晚,即1631年的 《法兰西报》。
报纸从不定期达到定期,这一转变的意义是颇为重大的。因为,定期出版无疑在办报者与读者乃至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了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关系,定期报纸无形中承担了一种义务,即每规律性的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就应向读者提供新闻时事及其他信息。这就好比食客预约了饭局,到时餐馆就应拿出预定的饭菜,否则就失去了信誉。报纸生产从此开始带有期货交易的色彩,而从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看,定期出版才使报纸的订阅成为可能。
不言而喻,定期报纸的出现是建立在印刷出版的前提之上的。因为,报纸的定期出版加强了报纸的时效性与办报人的时间观念。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报纸出版的效率。很显然,手抄的工作方式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这个意义上,报纸从手抄到印刷出版的这一转变要比不定期到定期的转变来得更重要也更本质。而这两种转变又都离不开社会形态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产生了社会公众对新闻与其他信息的更大的经常性的需求,而这正是印刷报纸以至定期报纸产生的根本原因。总之,正是十六、十七世纪资产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印刷报纸与定期报纸的出现。
早期出现的定期报纸大多是周刊。它比在它之前的不定期报纸更好地满足了读者与社会公众的需要。但是,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由此产生的社会公众对新闻等信息的更大需求,周刊已不能跟上日趋加快的社会节奏,于是刊期又进一步被缩短,从每周出版二次到每周出版三次,直到最终在1650年诞生了第一家日报——德国的《收入新闻》。该报是由书商里兹赫创办的。
日报的出现,其意义是重大的。它标志着报纸形态的走向成熟,完全意义上的报纸终于登堂入室。人类毕竟有动物的一面。其日常生活在生物钟的支配下,随着白天与黑夜的交替而有节奏地工作与休息,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日报则无疑是最符合人类生活习惯的一种印刷新闻的运作节奏。而由于定期报纸所具有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无形契约性质,就使日报成为了报道新闻与描述外部世界的逐日写真。从此,今天的报纸也就具有了明天的历史的性质,而昨日的报纸也就是今天的历史了。日报使报纸开始成为了人们与社会保持持久联系的一条纽带,而且日益成为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它一直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舞台与体现者,直到今天,尽管受到了广播与电视的冲击,它依然还在发挥着纽带与喉舌的社会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尽管作为新兴的生产力的代表,它受到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压制,它在其诞生初期依然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大多是缓慢而有限的。换言之,它的初期发展是在封建势力基本上容忍的框架下进行的。但它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则遇到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反抗与阻遏,这时,资产主义政治革命则变得不可避免,而且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革命也成了必须具备的前提。这时的资本阶级,已不满足于经济上所获得的地位与成功,它们还要夺取政权,作政治舞台上的主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拓平道路。在西欧,最先出现的是尼德兰革命,接着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进行得最彻底的是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前前后后,曾出现了许多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大造舆论的“政党报纸”。这些报纸注重言论,其读者对象依然是面对社会中上层,而且它们往往并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从16世纪开始出现的印刷报纸,到17世纪发展为定期报纸乃至日报。但那时的印刷毕竟还处于手工印刷,加之教育直到工业革命前也还远未普及,阅读报纸还基本上是社会上部分人的专利,所以,报纸发行的范围依然十分有限,通常只局限于达官贵人、工商业者和知识阶层这样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从报业自身来说,那时的报纸还往往仅是印刷商兼营的行当,而且报业内部也还未出现较细的行业分工,常常印刷商自己集出版人、发行人于一身,一人或一家人在那里唱独角戏。
总之,那时的报纸还远未成为真正面对社会公众、面对全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关系甚少或竟至关系全无。
只是在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治权力,并在这一前提下大力推进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转机。
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是由英国率先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场工业革命,尤其是其中18世纪80年代蒸汽机的问世,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极大发展。社会产品日趋丰富,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国民教育的逐步普及,以及机械动力的印刷机器的出现,都为新的面对大众的售价低廉的廉价报纸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需要与可能。
廉价报纸又称大众化报纸或“便士报”,它于19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于美国、法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是随着这些国家工业革命的趋于完成而出现的。
法国最早的廉价报纸出现于1836年。有趣的是,两家堪称法国廉价报纸鼻祖的报纸——《新闻报》与《世纪报》竟然是在7月1日同一天在巴黎问世的。而且,两家报纸的全年订费都是40法郎,而当时一般报纸的订费则为80法郎。《新闻报》的创办人是吉拉尔丹,《世纪报》的创办人是杜塔克。
《新闻报》在1836年10月率先连载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老姑娘》,由此受到读者欢迎,销量大增。其它报纸竞相效仿,连载长篇小说逐渐成为法国报刊的文学传统。1838年,《世纪报》连载巴尔扎克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保尔船长》。连载长篇小说之风还波及到其他非廉价报纸,1842年,《论争报》连载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1844年,《立宪党人报》连载欧仁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的犹太人》。
1844年,《世纪报》与《论争报》还唱过对台戏,分别连载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
法国现在著名的高级报纸《费加罗报》,于1854年4月在巴黎创刊时也是一家廉价报纸,而且是一家周报,1856年改为周二报,1866年才改为日报。
英国最早的“便士报” 是1855年在伦敦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创办人是斯莱上校。这位上校只办了三个月,就将报纸卖给了利维。利维之子劳森在1856年成为报纸的实际主宰,他使该报更趋大众化。
倘若我们从办报风格上来考察,那么,于1843年创办的 《世界新闻报》 就应该说是英国廉价报纸的始祖。这份在伦敦出版的报纸,是由贝尔创办的。该报在刊登黄色新闻、体育新闻及大量广告方面,并不比后来的便士报手软。只不过它是一家星期日报,而非日报。而正由于该报在办报风格上将廉价报纸的典型作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创刊不久就使其销路超过了其它星期日报。1909年,该报的销量就已达150万份。时至今日,它依然在发行量上居英国各报之首,而且是英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份廉价报纸。19世纪末,该报控制权落入雷德尔家族手中,到20世纪初,则转移到卡尔家族手中。
廉价报纸之风刮得最猛烈的还要属美国。美国的廉价报纸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那时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城市出现了一大批廉价报纸,形成了一次北美的办报高潮。
最先问世的是本杰明·戴伊在1833年创办的 《纽约太阳报》。戴伊是一家印刷所的老板,他将该报的售价定为一美分。大登特登广告,成了该报的一大特点,广告占了报纸篇幅的四分之三。戴伊之所以将该报命名为 “太阳报”,是想标榜自己的办报目的在于像太阳那样 “为人人发光”。1950年,该报与 《世界报》、《电讯报》 合并,成为了 《世界电讯太阳报》。
美国当年著名的廉价报纸还有詹姆斯·贝内特于1835年创办的《纽约先驱报》,1836年威廉·斯温、阿鲁纳·艾贝尔与阿扎赖亚·西蒙斯创办的 《费城公共纪事报》 及艾贝尔于1837年创办的 《巴尔的摩太阳报》。贝内特的 《纽约先驱报》 鼓吹“社会改革”。这家报纸在1860年曾成为美国销数最高的报纸,日销量达6万份。该报在1924年与 《论坛报》 合并为《纽约先驱论坛报》 ——一份在美国报坛上风行一时的重要报纸。
实际上,当年的美国廉价报纸还远不止上述几种。在1833年 《纽约太阳报》 创刊之后的短短几年内,仅在纽约一地就曾有多达34种便士报问世。1836年,一家美国报纸曾描述了当时便士报风靡纽约的情况。那时,“纽约和布鲁克林两城共有人口30万,而廉价报纸的销数则超过7万份。”“在大街、在小巷;在旅馆、在酒店; 在银行、在商店; 处处都可以看到报纸,几乎在每个看门人和马车夫的手里都有一份报纸。”
廉价报纸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由于它具有为高雅报纸所不具备的一些特征所导致的。
首先,在办报宗旨上,它以平民大众为读者对象。这一定位,刚好与高雅报纸相反,高雅报纸是以社会中上层,尤以官僚政客、知识阶层为其读者对象的。而廉价报纸却着眼于社会公众,即平民大众,而平民大众在社会芸芸众生中显然是居大多数的。这就使它在新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真正面对公众、面对全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是大众传媒,它理应面对社会大众。但以前的媒体并未真正做到这一点,它们至多仅在知识阶层的较大范围流通,而并未深入千家万户。而廉价报纸却首次做到了这一点,它们是历史上第一次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在这一点上,人们把廉价报纸看作现代报纸的先驱,也就不难理解了。
廉价报纸的另一特征在于其售价低廉。廉价报纸面对平民大众,而平民大众的经济地位自然在社会平均水准之下,换言之,他们的钱有限,而能从这有限的钱中挤出来购买报纸的钱当然就更其有限。廉价报纸要想在这样的读者群中立足,势必要售价低廉。所谓物美价廉的原则在这里显然也是适用的。廉价报纸在英美又被称为便士报,可见其售价之低。也唯其如此,才使其销路大,发展迅速,乃至夺取了道貌岸然的一些报纸的许多地盘。
廉价报纸吸引读者,不仅在于售价低,还在于它刊登刺激性新闻。著名的廉价报纸老板、《费加罗报》创办人威尔梅桑曾有一句办报名言,即报纸 “每天要把一块石头投入池塘”。也就是说,报纸每天要刊登耸人听闻的内容,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威尔梅桑的这句话成了许多廉价报纸老板的座右铭。
刺激性新闻大体可分两类,即黄色新闻与黑色新闻。黄色新闻宣扬色情,迎合一部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庸俗甚至下流。在摄影照片出现之后,这类新闻更成了不堪入目的东西。黑色新闻则渲染暴力与凶杀,它追求猎奇,与黄色新闻一样诉诸读者的感官刺激。
值得注意的是,廉价报纸的一部分刺激性新闻从根本上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而借助于虚构与凭空编造。这较之另一部分不顾社会公德的纯客观写真更值得人们警惕。
《纽约太阳报》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1835年,该报曾刊登该报记者理查德·洛克的一系列文章,
自称“用望远镜观察到……月球上人形蝙蝠的居民。”由于这一举动引起了轰动效应,《太阳报》的销量一下子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1.9万份,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此外,《太阳报》为了获得黑社会秘闻,还专门雇用了与警方有关系的人物,托他们打探消息乃至撰写稿件。
诚然,廉价报纸所刊登的刺激性新闻,一部分确有其事。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畸形社会,它本身就会产生各种千奇百怪的奇闻逸事,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报纸在一些确有其事的,但却有伤社会风化的事情上,也不能办成自然主义的博览会,不能有闻必录。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有些所谓耸人听闻的奇谈怪事,却是报业主为了猎奇,为了招揽读者,而不惜捕风捉影,甚至挖空心思凭空杜撰出来的。如上述所谓月球人的故事就属此类。在这里,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被当作儿戏,被公然违反与践踏,这是对读者与公众极不负责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恶习。值得指出的是,廉价报纸的追求刺激性新闻的作法被许多现代西方报纸所承袭,尤其是其中的大众化报纸,它们在哗众取宠上,较之其廉价报纸先辈们有过之而不及,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方面的典型应属英国的《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
大量刊登广告是廉价报纸的又一特征。
廉价报纸为了扩大销路,售价十分低廉。但报纸成本的降低毕竟有其限度。报业主并非慈善家,办报也并非慈善事业,正如西方当今报业巨子、办大众报的老手默多克所言,“报纸同其他行业一样,是一门生意,而不是行善。”报业主办报的目的正是在于赚钱。而赚钱的手段正在于广告的大量刊登。
《纽约太阳报》在刊登广告方面也是颇为典型的。这份仅四版的报纸,广告竟占了其总篇幅的四分之三。其中第四版整版都是广告,第三版则用约半个版专门刊登寸土寸金的分类广告,此外,在头版也不时登出广告。《太阳报》老板正是靠这些广告养肥了自己。
而廉价报纸之所以能靠刊登广告起家,却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工业革命使经济日趋膨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原先仅为少数人所享用的奢侈品的一部分,成为了为社会成员所普遍使用的生活必需品。而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结构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环节是离不开广告这个桥梁的。一般商品是这样,就是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也同样不例外。
不言而喻,表面上报业主是从广告客户即工商业资本家那里赚了钱,发了财,因为无疑正是这些工商业资本家的大宗广告业务支撑着报纸的广告收入。但细加分析,工商业者的广告支出归根结蒂还是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尤其是广大平民大众身上。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报业主作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只是通过刊登广告而在资产阶级掠夺的剩余价值的餐桌上分取一杯羹罢了。
廉价报纸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内容通俗,以新闻报道为报纸的主体。
这一特征也是相对于高雅报纸,尤其是政党报纸而言的。政党报纸侧重评论与大块文章,这就使它们往往带有较为浓重的杂志痕迹。与之相反,廉价报纸则着眼于平民,而平民大众大多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或闲情逸致去读大块文章的,起码这也不是他们看报的主要目的。他们看报的主要目的一般在于了解新闻及商品购物信息,还有就是消遣。18世纪曾涉足报业的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在概括其写作原则时说道:“假设对500个不同职业的群众说话,则要使其中每个人都能听懂。”这句至理名言无疑抓住了大众传媒所应具有的文风特点。而这一点对于以平民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就更加显得重要,因为平民大众一般而言文化水准不高,而且水平参差不齐,要使他们都能读懂报纸,则势必要作到通俗。廉价报纸对时事新闻往往采用简明扼要的方式予以刊登,而且标题醒目、图片(以及后来所使用的摄影照片)、小说连载较多,以此在内容与形式上适合读者的需要。
廉价报纸因售价低廉,故而销量大、发展迅速,从而有更多的钱用于扩大篇幅。篇幅的扩大又使报纸得以有更多的篇幅用来刊登广告。同时,销量的增加也使单位广告的价格得以提高。这两方面的结果又进一步使报业主得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样互为因果,循环往复,使得报业的规模比以前大大扩大了。报纸的经营从手工作坊向手工工场乃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方式逐步转变,报业也逐渐地采用资本主义大工厂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总之,报业逐渐地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部门,作为企业的资本主义现代报业逐渐在廉价报纸这一母体中孕育而生。而广告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正起到了助产士的催生作用。
如果我们宏观地审视资本主义现代报业从其母体廉价报纸中蜕变而生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当时处于工业革命完成阶段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无一例外地还在其他方面为现代报业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前提条件。
首先,在工业革命之前所进行的政治革命,使得封建专制政体土崩瓦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得以确立。就报业出版而言,封建专制时期的发行特许制度被取消,与之相伴而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也被免除,而代之以事后的追惩制,从而使报纸在言论与编辑政策上获得了较之以前更大的独立性与自由度。在经济上,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废除了知识税,1855年又废除了印花税。这些都为廉价报纸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氛围。
当然,资本主义的 “自由” 办报,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在资本制约之下的自由,是有钱人的办报自由。而且,报纸所反映的主要是出钱办报的资本家阶级的意见和利益,而绝不是与之相矛盾、相对立的劳动群众的意见与利益。
其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商业的繁荣,使报纸能够招揽大量的广告业务,从而得以借此赚钱并赢得报业经济上的相对独立。英国率先在19世纪中叶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所谓现代的 “自由” 报业。
第三,国民教育的普及为现代报业提供了潜在的大量读者。报纸的大量发行是以大量有文化的读者为前提的。而工业革命使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如英国在19世纪后半叶,首先强制推行教育法案,以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这样到19世纪晚期,大量的潜在读者得以涌现,英国报刊的总发行量达到了100万份。
对报业大发展不可或缺的还有科学技术的一系列发明,这使现代报业的产生不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了现实性。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直到19世纪末,与报业有关的科技发明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都为现代报业的出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这一系列发明中重要的有:1814年的蒸汽印刷机,1839年的摄影机,1844年的有线电报,1847年的轮转印刷机,1850年的化学照像制版技术,1853年的木浆造纸,1857年的越洋海底电报,1867年的打字机,1876年的电话,1877年的留声机,1882年的网状点阵制版技术,1886年的自动排版机和1895年的无线电报。
以上这些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因素构成了现代报业产生的大背景、大前提。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廉价报纸得以迅猛发展,并脱胎而演变为现代报业。这些现代报纸以广告作为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有相对独立的言论与编辑政策; 具有较高的发行量,对社会舆论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 它们以报道新闻为主,而又重视言论,并且成为既发布新闻、宣扬观点,又传播知识、推销商品乃至提供娱乐的多功能的大众传播媒介。
具有上述特征的现代报业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伴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出现的。它脱胎于19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面向平民大众,并以广告赢得经济独立的廉价报纸。广告在廉价报纸向现代报业的演变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广告还由此而成为现代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与内容。作为广告客户的工商业资本家,利用报纸作为刊登广告的工具,并在此过程中使原先主要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报纸,成为了一身而二任的资本主义企业——报纸从此具有了社会舆论工具与企业这双重本质性的特征。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报业主也摇身一变,成了报业资本家。诚如列宁所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报纸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企业,而作为商品的影子的广告,正成了报业资本家诞生的助产士。
廉价报纸时期是世界新闻事业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这种重要性一方面表现在它为现代报业的产生作了孕育与准备;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在这一时期,新闻实践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些后来成为办报传统的东西正是在这时形成起来的。
首先是专职记者的出现。
在廉价报纸诞生之前,所谓新闻工作者或报人是兼顾新闻工作的多种环节的。只是到了廉价报纸时期,随着行业分工的深入,专司采写的记者才开始从整个报人中分离出来。
专职记者的出现,提高了采写新闻的效率,从而也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报纸工作的效率。不仅如此,专职记者的出现也使得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技巧日趋成熟。
在廉价报纸时期,新闻消息写作上出现了重大突破,那就是导语与倒金字塔写法的运用。这是在美国
南北战争中为战地记者所首先采用的。由于战地消息
的传递常会因意外变故所中断,战地记者在撰写消息
时就将最重要的事实放在最前面,有时也先用一段精练的文字将主要内容概括出来,然后再陆续增添较为次要的内容。战地记者这样写的好处在于,万一发生突然变故,写作被临时中断时,重要的事实或事实的要点总算完成了,聊胜于无,这样做适合战地采访的特殊性。
导语与倒金字塔写法的实质是按重要性的大小来安排写作内容的顺序。这样,最重要的就自然成了消息的开头部分,也就是所谓导语。
导语与倒金字塔的写法虽然是在战时偶然出现的,但它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符合新闻编辑工作的特点和读者阅读新闻的规律与习惯。
记者撰写稿件是按照自身对事实的新闻价值所作出的判断来进行的。一般而言,这种判断与新闻媒介的编辑是有差别的。记者更多地是着眼于事件本身,而编辑则还多了一个横向比较,即该事实与其他稿件(事实)相比较的价值高低,并据此决定予以刊登与否及其长短。而这种横向比较时常要受到偶然因素的制约,因为许多突发性事件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于是,在记者写作时,在记者眼里值得报道比如说1000字的新闻事实,到了编辑那里说不定会作出仅值得刊登500字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编辑当然就需要对稿件进行删节。实际上,这种情况是经常都要发生的。这就使编辑工作变得相当困难,倘若不按导语与倒金字塔的写法去写消息的话。因为这势必使编辑要对稿件中所表述的事实进行斟酌与判断,看这些事实孰轻孰重。而一旦稿件采取导语与倒金字塔写法的话,事情一下子就变得相当简单了。编辑只需从稿件的末尾大致删去多出的字数就行了。因为在记者与编辑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即稿件是按重要性来安排写作顺序的,越是后面的部分越次要。由于这种写法便于编辑删改稿件,所以它受到了编辑人员的欢迎,他们希望记者这样去写稿。
另一方面,消息最终是给读者看的。一种写法,
其得失利弊最终要由读者的认可与否来检验。而读者在阅读新闻时,显然更喜欢开门见山,一上来就接触最重要之点。倘若一上来接触的东西无关紧要,他多半会调转方向,去看其他内容。这样,后面哪怕再精采,也无济于事了。大多数读者对于报纸,是扫描,是浏览,即使是较为认真而有耐性的读者,也要一条消息能在开头吸引住他,才会继续读下去。据此,我
们就不难理解,消息与小说、戏剧有所区别。小说、
戏剧高潮往往在中间乃至结尾,情节是逐渐过渡而发
展的,消息则不同,它应该一上来就把最重要的东西
展现在读者眼前。导语与倒金字塔写法之所以长胜不衰,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消息写作的主流与基本方法,其原盖出于此。
当然,随着本世纪广播、电视的兴起,报纸面临着这两大媒体的激烈竞争,它不得不扬长避短,在对新闻事实的分析与解释上下功夫。由此而产生了消息写法(包括导语写作)的百花齐放,人们已不拘泥于传统的导语与倒金字塔的单一写作模式了。但即便如此,导语与倒金字塔写法依然是消息写作的基本方法,对于记者来说也是基本功。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写普适性更强的新闻的通讯社记者,这种写法就更其重要。
在廉价报纸向现代报业转化的过程中,报纸的种类也开始急剧分化。从报纸内容上,既有着眼于高发行量的大众化报纸,也有以讲究质量为重的高级报纸。这一点以英国最为明显。英国的上百家日报与星期日报纸之中,仅有《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及《观察家报》五家高级报纸,而其余的则均为大众化报纸。大众化报纸在报纸种类数目上居绝大多数,它们在风格上基本上继承了廉价报纸的办报传统。但在社会舆论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却时常是那些种类不多的高级报纸。
从发行方式上则形成了以订阅为主和以街头零售为主这两类。一般来说,高级报纸的读者,订阅比例较大;而大众化报纸则以街头零售为主要发行方式。
为了满足特定读者群的特殊需要,各种专门类别的报纸也日渐增多起来,包括体育类、文学类、金融类、妇女类、科技类的报纸纷纷涌现。报纸与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关系日趋紧密。
在廉价报纸发展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为报业服务的新的新闻部门——通讯社。其中最早出现的是由奥古斯特·哈瓦斯创办于19世纪30年代的哈瓦斯通讯社。哈瓦斯本人是巴黎的一位银行家,他先是办起了一家新闻编辑社,在默默耕耘了差不多十年之后,正式建立了哈瓦斯通讯社。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对哈瓦斯通讯社与哈瓦斯本人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般人都认为巴黎有好多家报纸。但是说老实话,严格点说,全巴黎只有一家报纸,那就是曾在卢梭大街开过银行的哈瓦斯先生经营的哈瓦斯通讯社编发的新闻稿。这家通讯社的办事处座落在邮局旁边,因此,世界各地的报纸都会很快抵达哈瓦斯的手中。换言之,哈瓦斯先生比巴黎的任何人都要更先获知世界各地的消息。从这个意义上,除外交机关之外,哈瓦斯无所不知,无事不晓。”
在哈瓦斯通讯社的影响下,1849年在柏林诞生了 “沃尔夫通讯社”,创办人是当时的柏林 《国家日报》 社长沃尔夫。1851年,德籍犹太人路透在伦敦创办了路透社。路透最初以信鸽传递消息。当英法海底电缆敷设成功后,路透即用有线电报传递消息。
1853年,在罗马诞生了斯蒂芬通讯社。这家半官方的通讯社是由记者斯蒂芬创办的。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当局接办该社。1943年,该社随着墨索里尼的垮台而解体。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6家报纸在1848年合办了 “港口新闻社”,这家通讯社在1857年改组为“纽约新闻联合社”。1892年,又更名为美国联合通讯社,即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通讯社美联社。
19世纪的世界四大通讯社是哈瓦斯通讯社,路透社、沃尔夫通讯社和美联社。到19世纪末,它们几乎分割与垄断了世界新闻市场。
20世纪的西方四大通讯社则为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与法新社。
合众国际社的前身是合众通讯社与国际新闻社。合众通讯社是美国斯克里普斯报团于1907年在纽约创办的,并逐步发展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从而打破了美联社在美国的独占地位。国际新闻社则是赫斯特报团于1909年在纽约创办的,并逐渐发展为美国的第三大通讯社。为了进一步与美联社相抗衡,合众社与国际新闻社于1958年合并为合众国际社,成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
法新社的前身即哈瓦斯通讯社。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维希政府投降。哈瓦斯通讯社的大部分员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和阿尔及尔开展工作。另一部分员工则留在巴黎投靠了维希政府,并将哈瓦斯社改名为 “哈瓦斯泰里蒙纽”,以和伦敦的哈瓦斯通讯社相区别。1944年,戴高乐将军在盟军的帮助下,光复了法国全境。战后政府对报界与新闻界进行了严厉的整肃。战时与希特勒合作的新闻人员被清除出新闻界。与此同时,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哈瓦斯通讯社迁回巴黎,合并并改名为法国新闻社即法新社。1957年,法国议会通过了法新社章程。该章程规定,法新社不受任何政治或经济集团控制。法新社的权力机构是最高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委员会,社长由行政委员会在委员之外选出。1970年以后,该社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实际上成为了官方通讯社。
本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通讯社还有塔斯社和中国的新华社。(关于新华社请参见中国新闻事业史分卷)
塔斯社的前身是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成立的彼得格勒通讯社。后随苏俄政府迁往莫斯科。1925年改建为苏联电报通讯社,简称塔斯社。
其他较有影响的通讯社还有意大利的安莎社、西班牙的埃菲社、德国的德新社、印度的印度报业托拉斯、印度尼西亚的安塔拉通讯社、以及埃及的中东通讯社和南斯拉夫的南通社等。
通讯社作为信息总汇,在新闻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通讯社一般不直接与最终受众发生直接联系,但它却成为报纸、新闻类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之一。尤其是采访费用相当昂贵的全国性新闻和国际新闻,更要依赖通讯社所发布的新闻。由于通讯社的地位如此重要,许多国家的最大通讯社或者是官方通讯社,或者具有半官方的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称帝国主义阶段。
垄断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促使它对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实行控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报业及整个新闻业。正如列宁所说,“垄断既已形成了而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 ‘细节’ 如何。”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是无一例外的,不管它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是总统制还是总理制; 也不管它们在细节上——民族的、地理的、文化传统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别怎样,垄断资本一旦形成,其触角是无孔不入的,报业也概莫能外。更何况,由廉价报纸脱胎而来的现代报业,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工具,而且又是资本主义企业,掌握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垄断资本,当然要尽力去控制既能赚钱又能影响社会舆论的报纸及其他新闻媒介,从而进一步加强它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并巩固其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报业作为企业,它本身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也会导致垄断。
垄断报业形成的标志是报团的出现。所谓报团,是指一个报业资本家经营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报纸。在广播、电视业出现之后,这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媒体也可能是广播电台或电视台。
拿报业相当发达的美国来说,其第一家报团是在1878年出现的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团(后来称作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而垄断报业形成气候却是在本世纪初。资料显示,美国从1776年开国到本世纪70年代,日报总销数(期发量)一直是处于上升趋势的,也就是说,报业在总体规模上一直是处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的。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在这一时期的人口也是在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换言之,美国经济在整体规模上也是一直在发展壮大的。报业与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而美国的英文日报种类数目,却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即2433家。从那以后,尽管日报期发量即报业整体规模依然在增大,但日报种类数目却趋于减少。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英文日报的种类数目一直未超过2000家。这就说明,大约在本世纪初的1910年,垄断报业在美国业已形成气候。自那时以来,报业的集中与兼并之势有增无减。现在,具有两家或两家以上分属不同报业主的相互竞争的报纸的城市在美国已屈指可数了。倘若我们考虑到美国拥有英文日报的城镇多达1500个左右,则其垄断与集中的程度之高,就不难想见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采用多种途径对报业与新闻业进行控制。这些途径包括,直接参与;通过新闻中枢部门控制其主要内容;通过广告控制其经济命脉、进而影响其编辑方针;此外还有无形的思想上的控制。
垄断资本控制报业的第一种途径是直接参与办报。这一途径是通过报团的形式进行的。报团又称报系,也就是报业集团,它是由一个资本家或董事会联合另一个或另几个报刊、电台、电视台所组成的集团。美国的报团多达180家左右,每家报团至少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报纸或其他新闻媒介。报团的规模有大有小,美国最大的报团是奈特一里德报团和甘尼特报团。前者的日报发行量居美国各报团之首,而后者则在拥有的日报种类数目上领先,达80家。美国报团掌握的日报达1100家左右,占美国日报种类总数的约60%。由垄断报团所经营的这些日报当然要秉承其报业主即垄断资本家的意志行事,这是毋庸赘言的。
垄断资本控制报业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通讯社和特稿辛迪加控制报纸的主要内容。
新闻媒介从运作方式上,可分为直接为受众服务与间接为受众服务两类。属于前者的有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属于后者的则有通讯社和特稿辛迪加等。后者虽然不直接为受众提供服务,却是前者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所以,后者往往具有信息总汇的功用,被人们称作诸种新闻机构中的中枢部分。
正由于通讯社如此重要,所以,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政府并不控制报业,却存在着由国家举办的,或受官方影响的官方或半官方的通讯社。
西方国家大多存在许多通讯社,但其中必有一两家资金雄厚、在政治上具有或被认为具有代表政府地位的垄断通讯社。换言之,它们实际上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官方通讯社。例如现今的西方四大通讯社就都具有这种色彩。
西方国家的多数报纸只有本市新闻记者,采写本市新闻及报纸所在城市附近的地方新闻。除少数屈指可数的大报外,外埠新闻及国际新闻主要靠垄断性的大通讯社供给。这些报纸与大通讯社订有供稿合同,其中有些报纸则直接是合股的大通讯社(如美国的美联社)的加盟成员。除少数大报外,绝大多数报纸没有雄厚的资本从事外埠新闻乃至国际新闻的采访报道。这样,这些垄断性的大通讯社既控制了国内大多数报纸的国内外埠新闻与国际新闻的内容,也控制了向国外提供的本国新闻的内容。
特稿辛迪加又称特稿供应社,是一种类似通讯社的垄断组织,只不过通讯社是以提供新闻为主,而特稿社则以提供非新闻的专栏文章及图片等为主。一些外国报刊的专栏作家和民意测验机构常常通过它向国内外订户发稿,借以扩大影响。
特稿社也像通讯社一样,与一些报纸签定供稿合同,它的稿件是按报纸的销量来收费的,这一点与一般出版物的版权相似。
特稿社提供的专栏稿件,内容广泛而驳杂。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包容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提供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评论专栏和文艺专栏,还包括各种生活服务与娱乐性专栏,如卫生、医药、家庭、服装、烹调、体育、旅游、集邮、桥牌、赛马、国际象棋、字谜、滑稽连环画、漫画、幽默小品文以及图片、绘画等等。
美国是特稿社最发达的国家,全国有特稿社约160家。而其中有4家最大的垄断性特稿社。这160家左右的特稿社提供约40个专栏,包括约1600项形形色色的稿件。也有一些特稿社附属于报团、大报或通讯社,如 “纽约时报新闻社”、“洛杉矶时报一华盛顿邮报新闻社”。
美国报纸的大部分特写专栏来自特稿社。这样,除少数大报有较多的自办特写专栏外,多数报纸的内容日趋一样,从而形成千人一面的雷同与单调,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近乎于装配工厂了。那些从特稿社源源不断地涌出的特稿与专栏,如同建筑业的预制件和标准件,充斥着成百上千家报纸的版面,这固然提高了办报的所谓效率,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个性与风格的丧失,这是令不少人感到悲哀的。
这样,垄断资本经营的垄断性通讯社与垄断性特稿性,就分别控制了大多数报纸的新闻与非新闻方面的主要内容。
垄断资本控制报业的第三个途径是,通过广告控制报纸的经济命脉,进而影响报纸的编辑方针。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报纸不仅是社会舆论工具,而且是资本家借以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作为资本家的报业主,办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赚钱,在他们眼里,办报也正如开工厂、办银行是一样的。世界报业大王、已故的英籍加拿大人汤姆森勋爵一世曾说,他办报就是为了赚钱。而西方社会,报纸的主要收入又在于广告费。美国报纸的广告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六成左右,个别的甚至高达七成至八成。
在广告业务中,既有经常重复刊登的大宗商品或劳务及品牌广告; 也有分散的分类广告。无疑,大宗广告是报纸广告业务的重点与成功的关键,而这些大宗广告的广告主多是一些大公司甚至垄断性的大公司或作为它们的代理人的广告公司。这样,垄断资本就可以通过广告的投放来掌握报纸的经济命脉。
广告是一种付费的信息传播行为。广告主在报纸与新闻媒体上刊播广告是要付费的。而在买方市场广泛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付费的一方无疑在交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只有获得了一般等价物,才能在整个商品市场上占据主动。所以,商品追求货币、报纸出售版面追求广告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既然报纸与新闻媒介要依赖广告生存,而大宗的经常性的广告业务又掌握在垄断资本及广告公司手中,则垄断资本就无形中成了报业与新闻媒体的太上皇,报纸与新闻媒介当然就要仰其鼻息过日子了,其编辑方针上的所谓独立性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美国杂志大王、《生活》与 《时代》 的前老板亨利·卢斯曾在给美国广告商协会的一封信里直言不讳的写道: “你们的协会是地球上我唯一要对它负责的法庭。我唯一的法律就是广告顾主和编辑之间的契约……这正就是民主的本质…… 《生活》 杂志能否存在将取决于你们——美国报刊的拨款委员会……我给你们这些广告顾主一个机会,和我们这些编辑和出版人共同分担出版 《生活》 杂志的责任……我坚信广告顾主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和美国报刊的道德和文化准则结下不解之缘。”
卢斯先生的自白已经把美国报刊及整个新闻业的本质和美国民主的本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垄断资本控制着报刊乃至社会上的一切,这就是结论。
垄断资本控制报刊与新闻业的第四个途径是无形的思想上的控制。
与前三种途径交织、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是带根本性质的,但也是易于被人们所忽略的。
通讯社、特稿社对报纸内容的控制,使大多数报纸在主要内容上千篇一律。换言之,新闻报道中保证新闻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起主阀门作用的通讯社,如美国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因为只有少数大报才能负担得起在美国主要城市和国外主要城市设立分社或派出记者人员的费用。而大多数报纸在这方面就只能仰仗通讯社,于是,通讯社就垄断了国内的外埠新闻与国际新闻的提供手段。
拿美联社来说,全世界每天就有约20亿人阅读它的电讯或由它的电讯改写的新闻。这些为数众多的受众居住在上百个国家。美联社有上万家媒介订户,半数在美国。该社每天播发1700万字的稿件,每年预算在1亿美元以上。而合众国际社则拥有7000多家媒介订户,每天发稿1300万字,每年预算则在7500万美元以上。虽然与美国的超大型企业,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相比,其资本相对来说小得多,(这些超大型企业的资本分别在几十亿美元之谱,) 但对垄断资本来说,这些新闻机构的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这些大通讯社插手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哪些播发,哪些不播发; 哪些予以强化,哪些予以淡化。它们的决定影响着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也影响着数以亿计的各国受众,它们对西方世界舆论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那么,这些左右舆论的人,这些大通讯社的编辑、以及报纸的编辑们,又是如何选择新闻,从而决定受众所接收的信息的呢?换言之,它们是以什么标准与尺度为大众描述这个世界与人生的呢?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新闻学教授阿伦森认为,一般说来,美国的新闻人员并不“阴谋阻挠美国公众了解真相。”因为,用不着搞什么阴谋,通讯社的经理、报纸的发行人以及为他们工作的记者,除了少数例外,都接受了美国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并且在他们写什么、发表什么和回避什么等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因为,多年来灌输给他们的观念就是美国制度最优越,他们很自然地拒绝其他社会制度。
阿伦森教授的分析是深刻的。它揭示了垄断资本对报业的无形的思想上的控制。
报业作为新闻业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法权思想、价值尺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社会舆论工具而存在的、并对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报业与整个新闻业,更是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与控制。而这种影响与控制自觉不自觉地经由新闻从业人员的倾向性(包括阶级性)上表现出来,而这种倾向性就其整体与根本点而言,是与垄断资本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相一致或相协调的。换言之,西方社会的新闻体制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受这个制度所制约,并渗透着由这个制度所产生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它本身在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服务的。
从报业演变的总体趋势中,可以看出:古代报纸,作为现代报纸的类似物,产生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以印刷新闻为标志的近代报纸,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时期;现代报业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而出现;垄断报业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
从这里人们不难领悟,报纸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报纸的内容乃至形式的规定性,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土壤之中的。
世界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迅猛的发展。日报的总发行量在1950年至1975年间,增加了77%。而在1960年以后,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在1960年到1975年的15年间,世界总人口增加了33%,即1/3,而每千人的日报拥有量却增加了5%。在1967年到1977年的10年间,报纸总发行量增加了20%。以人均日报拥有量来衡量,每千人拥有的日报发行指数最高的是挪威与日本,达到每千人600份以上。若以日报种类数目来衡量,则美国高居榜首,约1800种。世界日报种类数目共约8000种,日发行量约5亿份,每千人拥有日报发行量指数约130。
应该指出,二战后的迅猛发展是就报业总体而言的。换言之,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
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和澳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其人均日报拥有量普遍在每千人250份以上,即达到了家庭普及程度,甚至远为超出。而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却远未达到家庭普及程度。这些国家往往十几人甚至好几十人才平均拥有一份报纸,而个别的非洲国家甚至根本就还没有日报存在。亚非拉占世界人口3/4,其日报总发行量却只占世界的1/4,种类也仅达1/2。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亚洲,日本一个发达国家就拥有亚洲日报总发行量的约2/3。换言之,日本的人均日报占有量是亚洲其余地区的近40倍,因为日本的人口仅占亚洲总人口的约1/20。
以上所提到的还仅仅是数量上的悬殊,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信息流向上的悬殊就更为严重。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闻来源渠道的落后,传播技术手段的落后,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大通讯社、卫星传输电视网络这些新闻中枢部门的控制与垄断,使发展中国家的报纸以及广播电视在国际新闻乃至国内新闻的来源即内容上受发达国家的垄断性的通讯社和广播电视网所左右。这表明,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是受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所制约的。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实现报业乃至整个新闻业的独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报业和整个新闻业的独立与发展。
第二个不平衡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当然,这并不是说发达国家就不存在城乡差别的问题,只不过在发达国家,这一问题远不像发展中国家那么突出罢了。印度在这方面是较为典型的。印度拥有日报1087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它的人均日报拥有量却不足20‰。原因很简单,它的报纸主要在城镇发行,主要是供城里人看的,农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片空白。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巴西这个南美的发展中国家。该国拥有日报322家,并不算少,但日报总发行量仅613万份,且主要是在全国最发达的里约热内卢州和圣保罗州两州发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交通等基础设施欠发达,以及文盲和半文盲的大量存在,所以,报业往往十分落后,对于居住在那里的广大社会成员而言,广播依然是它们获取新闻与其他信息的主要渠道。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报业集中与垄断日趋加剧。美国的报团从1945年的60个增加到现在的约180个。它们拥有日报种类数目的60%。仅1978年就有53种日报发生了易主现象,而其中47家是并入了其他报团。英国在1963年,存在彼此竞争的报业公司的城市为51个。到1968年,只剩下43个,到1973年则减少到37个。而在本世纪20年代,这样的城市曾高达500个以上。同时,在英国,少数报纸控制了报纸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具体地说,9种报纸的发行量就占到了总数100多家的报纸的日发行量的60%。最典型的还要数后起的日本,它现在已在报纸日发行总量上居于世界第一位,而且,集中垄断程度也居于世界最突出的地位。三家以东京为基地的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占到了日本日报总发行量的55%。
世界报业在二战后的迅猛发展来之不易,这是在与广播和电视的激烈竞争中实现的。
二战后,广播与电视 (尤其是电视)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们作为新闻来源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这种日趋加剧的竞争压力下,在传播新闻的作用方面,报纸在各新闻部门中所占的比重较以前有所减弱。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向广播电视 (尤其是电视) 倾斜,而且电视在提供娱乐、形象生动方面的优势使它们赢得了相当多的受众,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但是,也应注意,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毕竟不能取代报纸的特殊作用与地位。报纸在说明、解释与评论社会事件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新闻部门所无法完全取代的。人们对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不仅需要充分而翔实的报道,有时也需要深刻的分析与解释。而报纸在这一领域的明显优势则日益为报界和社会所重视。世界各地的报纸理论家和实践家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放在了报业的扬长避短上。西方出现了“编辑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编写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更加深刻的报纸” 的呼吁。而在东方,人们也在强调“要加强 (报纸)新闻的理论色彩”。而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繁荣、兴旺起来了。
今日的世界报坛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在多达8000种的各国日报中,一些报纸以其实力强大、影响广泛而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像璀璨星空中的明星,发射着耀眼的光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3年按影响大小评出了世界十大报纸。它们是美国的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英国的 《泰晤士报》 和《卫报》; 瑞士的 《苏黎世报》; 法国的 《世界报》; 德国的 《世界报》; 西班牙的 《阿贝赛报》; 中国的 《人民日报》和俄罗斯的 《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