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形成于清中叶。
清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中始有“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位于今前门西大街)，余唯琉璃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的记载。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前后则已有“玉轴牙签……图书充栋”(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之称。以后200年间，这一带发展成为“所居商贩以书画文玩最”(张涵锐《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书籍笺素家家新”(方朔《金台游学草·厂肆篇》)为主要人文景观的文化区和书肆街，以致于清代以来文人学士旅居北京者，无不访游琉璃厂。乾隆三十四年(1769)，为山东藏书家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所记录的书肆书铺就多达28家以上。此后，缪荃孙(1844－1919)撰有《琉璃厂书肆后记》、《补记》，孙殿起(1894－1958)撰有《琉璃厂书肆三记》，雷梦水撰有《琉璃厂书肆四记》，对书肆街的状况多有实录。清以来涉足于此的着名文人学士如孙星衍、黄丕烈、叶德辉、罗振玉、朱自清、鲁迅、郑振铎等数不胜计，与该地书肆结缘甚深。
而书肆街的业主、伙计也潜移默化“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逐渐形成一种讲风雅、讲朴学的经营作风，为人称道。并产生不少饮誉一时的书业学者，与文人学士、藏书之家多所往还。清人洪亮吉有诗记之：“考订校雠多积学，收藏赏鉴各名家。典坟总汇供搜讨，吐纳流通亦可嘉。
”梁启超则评价该地众多的书肆，几乎是当日京城士大夫的公共图书馆。瞿蜕园认为，该书肆街之影响于北京士民者，在于“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之人，无形中也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以致于“民到于今受其赐”(《丈北游录话》)。
孙殿起辑有《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王冶秋着有《琉璃厂史话》(三联书店1963年版)。近现代以来，书肆街屡经沧桑，建筑格局也遭到破坏，旧有书肆无多幸存。
1984年，完成了琉璃厂一带改建工程，开业了19家文物书画商店和古籍书店，以后又陆续落成了10余家仿古缮古的文化商店，并创建了琉璃厂历史资料馆和古字画、珍宝陈列馆。
“翰墨又香琉璃厂”，从形式上似乎仍集中保存了旧时代文物、古书行业的特点，但货源、业员、氛围已远不如前。
今书店仅有寥寥数家。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厂甸活动近年恢复后，亦已移到地坛公园内举行，称为“地坛文化庙会”。